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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

发布:2016/1/6 0:19:07  来源:中国西藏新闻网 土呷  浏览次  编辑:丹樱
 

导读:

作为《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产生环境与发展脉络及特点》的第一部分,该段主要讲述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形成的地理、经济和历史环境。解释了昌都河谷纵横、地理闭塞、耕地较为分散,又处于从内地前往昌都的要地之上,因而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作者简介:土呷,藏族,西藏昌都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生。现任西藏昌都地区政协副主席,兼西藏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多年潜心研究昌都及康巴文化,出版专著《西藏昌都历史文化研究文集》,担任《昌都地区志》总编。该文由土呷先生授权西藏新闻网陆续发表。


 

西藏昌都地区是青藏高原人类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连接藏、川、青、滇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西藏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昌都地区既是西藏自治区所辖七地(市)之一,又是藏族三大区域划分中康区的核心地区。5000年前,勤劳、勇敢、智慧和富于开拓创新的昌都先民,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在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三江峡谷,创造了令世人称道的昌都“卡若文化”。随后,卡若文化又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更多地从中华母文化的机体里不断吸收各种文化营养的同时,也接受了邻近其他文化圈的某些文化因子,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有震撼力的藏区地域文化——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那么,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怎样,它的源头在哪里,其发展脉络如何,又有哪些丰富内涵与特点?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的几个问题。


 

一、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生态与人文环境

 

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历史环境是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总是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相联系。为此,我们首先要了解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经济环境、历史环境三大因素。

 

1、昌都文化得以衍生的地理环境

 

对藏族居住和生活的青藏高原,藏族史学家有一个形象而又特色鲜明的三区划分法,这就是“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岗”。按照藏族传统的地域观念,将昌都地区划归在三区划分中的“下部朵康六岗”之内。“朵”在藏语中的本意为水汇合地方,引伸为四通八达之地。“康”指“边地”,是相对于“卫藏”中心地区而言的“边地”。“朵康”合在一起意为“四通八达之边地”。“六岗”是指色莫岗、勃波岗、察瓦岗、芒康岗、玛杂岗、木雅惹岗,这“六岗”大体位于康区。“岗”是藏语,是对两水之间高原的称呼。康区藏族是藏民族的一支重要分支,而昌都地区是康区藏族的核心区域。康区既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区域之一,也是藏区三大方言中使用康巴语区域的名称。“康”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的疆界,习惯上是指西藏昌都边坝丹达山(夏贡拉山)以东操康巴方言的藏区。大致包括了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等藏区。朵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之意,但昌都地区作为康区文化的核心区,始终包括在朵康的广义和狭义之中则是没有争议的。

 

昌都地区位于西藏东部“红山红土地”的横断山脉北部。昌都总体地势是西北部高,山体较完整,分水岭地区保存着宽广的高原面,东南部低,山体被切割成星罗棋布状。昌都境内自西向东矗立着巍峨峻拔的伯舒拉岭、他念他翁山和芒康山。在这逶迤延绵的山脉间,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向南涛涛流去,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三江峡谷地带,故我们形象地称昌都传统文化为“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这些深沟峡谷形如一条条沟通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交通的天然通道,成为古代部落人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活动的民族走廊。石硕教授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中剀切详明地指出:“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统荟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注定要对康区昌都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心理因素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正是昌都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势险要、交通阻隔,生存条件较为艰苦的条件,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性格特征。

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是康巴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个性张扬、坚韧强悍、敢爱敢恨是康巴人鲜明的性格特征

 

2、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昌都境内由于峡谷纵深,海拔高差悬殊,导致气候多样化带状特征十分明显,从海拔2200米的亚热带到海拔4700米以上的高寒带,形成了明显的植物地带性分布规律,这就决定了昌都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基本格局。昌都西北部山体比较完整,三江流域的分水岭地区保存着较宽广的高原面,为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南部山势陡峻,河谷深切,分水岭窄,高原面破碎,牧业发展受到较多约束,而深谷地则为农业为主的种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地理结构使昌都地区农牧业格局呈现出以下特征:农业由北至南呈循三江流域河谷地及支流两岸分布状态,构造了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条种植带,是典型的河谷农业。牧业则属高山坡地牧业,沿三江流域两旁山地构造了三道牧业带,形成了山地与河谷的农牧分异结构。以上这种地带性分异规律决定了昌都传统的经济为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业这三种类型,其中以半农半牧业为主。

 

不同的自然环境对形成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类型有重大作用。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西藏由奴隶制度社会过度到封建社会。在西藏的腹心地卫藏地区逐渐建立了典型的封建领主庄园制,也既谿卡庄园制。但在昌都地区直到1950年解放时,还没有建立谿卡领主庄园制。从经济形态看,这是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康区不同于卫藏地区的重要标志。昌都地区没有采用谿卡庄园制的原因,与自然环境和历史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昌都地区地处三江流域、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耕地分散零碎,交通不便,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而不利于集中经营。昌都地区松散的部落制度使昌都领主的经济难以集中经营。从而形成农奴以户为单位对领主土地的租佃式经营。昌都地区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是昌都社会上层建筑赖以立足的根基。

昌都地区耕地分散零碎,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所以没有形成卫藏常见的庄园经济。。

昌都地区耕地分散零碎,只适合个体家庭经营,所以没有形成卫藏常见的庄园经济。

 

3、昌都三江峡谷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

 

在隋唐之前,藏汉文献对昌都已有初略的记载。早期苯教文献和敦煌发现的古藏文中,多次提到了昌都西北部的“苏毗林几金秀”。在汉文史料中,早期对藏东昌都一带统称为“西羌”、“西南夷”等。后来,随着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对昌都一带的不同地区分别称为“苏毗”、“附国”、“东女国”等。公元7世纪吐蕃在雅砻河谷崛起,昌都一带被吐蕃征服,而这一征服过程是伴随着吐蕃的军事扩张而开始,并随着藏传佛教在康区的不断传播和渗透而完成的。昌都为当时吐蕃军政区划“五茹”中的“苏毗茹”管辖范围,并以此为基地向唐朝和南诏方向扩张。其防守边地的精锐部队之一“中勇士部”就驻扎在昌都境内。赤松德赞时期,特意授予昌都拉多头人为“拉多王”封号。804年夏天,按照赤德松赞的诏令,在今昌都地区的察雅仁达丹玛摩崖上雕刻了刻经兴佛、祈求唐蕃和好等为内容的藏汉文字和造像。

842年,吐蕃王朝灭亡,西藏地区陷入分裂割据状态。13世纪中叶,元朝实现了包括西藏、昌都在内的中国大统一。在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藏区,其中“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昌都地区。当时,忽必烈把昌都一带作为“三个却喀”中“朵堆人区”的一部分,将管辖权封赐给了八思巴。八思巴又任命吐蕃王室后裔,当时属于昌都“沙贡德巴”家族的董·新巴贝为多康的“谢本”(总管)。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昌都一带属于“朵甘卫指挥使司”管辖。明末清初,先是康区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势力扩展到昌都、贡觉、类乌齐、芒康等地;再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进兵昌都,经过一年鏖战,于1639年消灭了白利土司。1719年,朝廷派大军进藏平乱。康熙帝先后授封昌都帕巴拉、察雅罗登西饶、类乌齐帕曲、八宿达察济隆等四大活佛为“诺门汗”、“呼图克图”等名号。进一步加强了对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直接管理。1726年,朝廷官员鄂齐、班第会同川、藏、滇三方官员会勘地界,决定以金沙江西的宁静山为界,以西为达赖喇嘛的“香火地”,以东属四川,中甸属云南。又将丁青等在内的三十九族划归驻藏大臣管辖。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对西藏昌都行政区划的最大一次调整,奠定了此后近300余年昌都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从康熙年间开始,清军入藏均以昌都为必经之地,昌都成为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

1908年,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昌都拉开了改土归流的序幕。1913年,西藏噶厦政府在昌都设立了地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朵麦总管,由一名噶伦主持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19日武装解放藏东重镇昌都为止。昌都的解放,不仅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也翻开了昌都历史新的一页。1951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政务院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过渡性政权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

 

总之,在一个封闭的雪域藏东高原上繁衍起来,以农牧业经济为基本生存手段,以全民信教为特征的政教合一封建社会,便是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昌都人民世代生存于此,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与高山、峡谷、江河、草场、森林相依为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为吐蕃时代珍贵文物。

 

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为吐蕃时代珍贵文物。

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脉络

 

藏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母体中的子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同一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共生关系。而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又是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中具有昌都特点的区域文化之一。藏族传统文化艺术与康区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同源异流和母与子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

 

我们至少可以把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起源与奠基期实实在在地定格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是四五千年前的昌都卡若文化为代表。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如大型打制石器、细石器与陶器、磨制石器等共存并以打制石器为多;陶器均为小平底,器种以罐、钵、盆为组合,纹饰主要是刻划纹,以三角折线纹为母体花纹;建筑大量以石块为材料等都充分说明了自身的特点。

双体罐是卡若遗址重要出土文物。

双体罐是卡若遗址重要出土文物。

卡若文化又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边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遗址的半地穴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和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过一定的联系;从遗址出土的贝饰看,有可能同华南原始文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遗址中出土的陶罐、钵、盆等的器物组合和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要特征,与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有渊源关系;而粟类谷物的发现,说明卡若先民接受了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这些都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郁的复合文化特点。

曾亲自参加过卡若遗址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中指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历史记载和传说等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则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文化中有两个部分,一种是土著居民的遗留,他们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落;另一种是从甘、青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人,他们是一种农业部落。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当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综合而形成的”。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包括“璜、环、珠、项饰、镯等装饰品”中,我们充分体会出卡若先民对精神生活有着较高的追求。同时,知道“人们已经产生了爱美的观念和初步的艺术”,从出土陶器的纹饰上看,已讲究图案的排列和对称,注意在器物的不同部位饰以不同的纹饰,讲究图案的排列和对称,“显露出朴素粗放的风格”。代表性的器物是双体兽形罐,线条圆浑,古朴生动,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这种艺术风格我们至今仍能从流传在昌都古老的卓舞中体会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对昌都先民艺术追求的最早了解。

1986年发掘的同属于卡若文化的小恩达遗址、察雅江钦遗址,以及之后发现的昌都沙贡遗址等,表明了新石器文化在昌都地区的扩展,有力地证明了昌都地区不仅是康巴古文明的中心,而且也是藏民族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藏族史籍认为,藏族是由猕猴与岩魔女生下的猴崽演化为六大氏族,即塞、穆、东、董、汪、达。据记载有关昌都史料的藏文典籍《昂地董氏家族明镜史》中说“在这片辽阔的昂地有三个董氏的后裔和一个岭仓的后裔”。有学者认为古代党项、党羌的名称是从董氏演变而来的,这种观点值得深入研究。这都说明昌都一带的藏族族源,以董氏为主,同时夹杂有塞、穆、东、汪、达氏的后裔,是他们开发了三江流域的美丽家园昌都地区,创造了昌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2、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酝酿期

 

公元前2世纪左右到公元6世纪。在这期间,昌都一带大都是一些小部落。据藏族史书和敦煌文书记载,在远古时期,藏族古代氏族部落在西藏建立了“十二小邦”,其中有一个小邦叫“亚松”,即后来的“苏毗”部落,而苏毗部落包括了昌都一带。根据白崔编著的藏文《苯教源流》和《孜珠寺简史》记载:藏族第一位国王聂墀赞普的儿子穆赤赞普时期,从象雄邀请108位苯教智者,分派到藏区的卫藏、康区、安多等地修建36座苯教道场,其中就有协来加嘎——孜珠寺。由此推算,至少在距今2000年左右雍仲苯教已传入昌都地区。苯教的传入为昌都一带的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在敦煌的藏文写卷中有一份《松巴谚语》三四十则。这些谚语很有可能是远古昌都一带流传下来的民间谚语。说明昌都一带的民间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丁青孜珠寺的建立对于研究昌都早期文化有重大意义。

丁青孜珠寺的建立对于研究昌都早期文化有重大意义。

拉鲁卡岩画

拉鲁卡岩画

 

在这个阶段,有4件事来说明康区昌都传统文化的发展概貌:一是八宿嘎学岩画,也称拉鲁卡岩画,位于八宿县城以西的巴冬村牧场上。整个岩画是在一块巨大岩石上雕凿的,石质系花岗石,共有18个画面组成,计个体图像704个。制作方法均为琢刻法。题材系表现狩猎、放牧、射箭、战争、舞蹈、祭祀等场面。岩画以单幅图像为主,表现宏大场面的较少。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男性的生殖器很夸张地表现出来。说明了远古人民对生殖崇拜的信仰习俗。整个岩画简洁、古朴,显露出较原始的风格。嘎学岩画再现了人类早期狩猎的远古生活,同时,佛教的思想也反映到了岩画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鲁卡岩画中有一幅单人独舞者,其头上的两条发辫随着舞蹈的律动而飘扬,长袖亦随舞而挥,舞姿十分生动。这是目前我们对有关昌都舞蹈最早的形象了解。

二是香贝墓葬,位于贡觉县相皮乡周围。1986年,自治区文管会和地区文化局一同进行文物普查时,对该墓地进行了复查,共清理出石棺墓5座,获随葬品陶器10件,铜器2件。香贝墓葬的年代约在西汉前期,相当于吐蕃早期。在随葬品中出土的耳坠,还使用了焊接技术和镶嵌工艺,说明古代昌都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工艺技术。铁刀的出土也说明藏族人们佩带腰刀的习俗自古有之。

三是在古代,西藏通往内地的有三个通道,即民族走廊、唐蕃古道、茶马古道。三个通道作为古往今来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通道,有容纳、传播、交流和连接等多方面的功能。这三个通道经过昌都腹心地带或部分经过昌都地区。其中“茶马古道”分为川藏道和滇藏道两条,昌都是必经之地。茶马古道即是一条经贸之路,又是文化之路、传播之路,积淀着上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丰厚历史。

四是在此时或稍后,昌都古老的卓舞即俗称的“锅庄”舞初步形成,这从昌都卓舞歌词中可以看出。昌都卓舞明显地继承了新石器卡若文化“朴素粗放”的艺术风格;而卓舞的歌词为我们较清晰地勾勒出了卓舞艺术早在苯教盛行时就已存在的发展轮廓;民间的传说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卓舞历史的悠久。

 

3、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形成期

 

时间约公元7世纪至13世纪。7世纪初,吐蕃王朝的建立不仅完成了整个藏区的统一大业,而且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对外交往大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分别从尼泊尔和唐朝先后迎娶了尺尊公主与文成公主,并在她们的影响下,信奉佛教,开始初建佛教寺院。与此同时,吞米桑布扎创制了藏文,标志着藏民族的文明迈向成熟阶段。大约在8世纪,印度僧人寂护、莲花生等大师进入西藏传播佛教。在赞普墀松德赞的倡导下,佛教得到大力推广,寺院有僧人诵经,佛教开始盛行,史称“前弘期”。9世纪中叶,即赞普达磨统治时期,佛教在西藏的传入受挫。到10世纪后期,又开始复兴佛教,史称“后弘期”。这个时期,佛教与苯教经过相互融合、相互斗争,终于在1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藏传佛教的雏形。1247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议定了乌思藏与康区诸部归顺蒙古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时是西藏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包括昌都在内的整个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这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是藏族人民同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长期密切交往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时期,昌都传统文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一是昌都石刻艺术不仅量多质优,而且线刻、浅浮雕、圆雕等品种齐全。昌都一带堪称藏族古代石刻艺术的博物馆。其代表性的是刻于804年的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以及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和盐井扎国徐的石刻等作品,尤其是察雅仁达摩崖造像主供佛为大日如来佛,通高3.28米。左右有八大随行弟子和飞天女神,下面有吐蕃时期刻写的藏文和几十个汉字。造像均采用减底高浮雕技法,使造像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布局匀称,线条柔和自然。位于主供佛下的藏、汉文内容,涉及吐蕃时期的政治、历史、宗教、法律、书法、绘画、雕刻等领域,有极高的艺术、历史、科学研究价值。我国著名佛教考古专家、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在昌都实地考察后撰写的《唐密在吐蕃康区地区的传布》中,对芒康邦达拉堆大日如来佛的石刻圆雕做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吐蕃时代规模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一组雕像,十分珍贵”。

噶玛寺是昌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也是噶举派的主寺,地位很高。

噶玛寺是昌都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也是噶举派的主寺,地位很高。

二是昌都代表性的寺庙嘎玛寺、学寺、扬贡寺、斯佐钦寺、色炯寺、宗沙寺等在此时建成。三是建筑艺术明显受了内地汉族艺术及其他民族的影响。寺院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中的精华,由于它集中了藏族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所创造和积累的工程技术和文化艺术两方面的智慧,因此,最能反映昌都多元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演变过程。在昌都地区贡觉县的通夏寺曾有一座三层殿堂,据说是以藏式、汉式、印度式建筑,屋顶为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昌都嘎玛寺大佛殿顶上的汉式单檐歇山式琉璃瓦,以及屋檐以藏、汉、纳西族三个民族喜爱的动物为特征,非常和谐地统一在于汉式歇山式的屋顶下面。

四是藏族史诗《格萨尔》在康区形成并流传。在昌都广袤大地上,到处都有与格萨尔王有关的遗迹和传说;昌都地区是格萨尔艺人最多和格萨尔版本流传最多的地区;昌都地区还是有关《格萨尔王传》唐卡与壁画较多的地区之一。在民间和寺庙,还有以《格萨尔王传》为题材的舞蹈。如丁青尺牍和类乌齐巴夏的格萨尔舞蹈、类乌齐扬贡寺庙的格萨尔神舞等。五是昌都热巴艺术至少在13世纪时,已发展成比较成熟的一门融说、唱、舞和杂技气功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据说在修建达垅噶举派的下寺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时,高僧吴金公布特邀琼波丁青窝托热巴的7名艺人,在查杰玛大殿前面的波泽卡地方跳舞镇魔。据《洛绒教法史》记载,类乌齐查杰玛大殿是1326年修建竣工的。说明热巴舞蹈在此前已经形成。六是民间文学中的歌谣、传说与故事、谚语、谜语等大多数在此时已经形成且广泛流传。

 

4、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发展和成熟期

 

强巴林寺酥油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强巴林寺酥油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时间从14世纪至20世纪。这时期包括昌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传统文化相对成熟,并为日后积累大量文化资源。1368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多封众建”,普遍封赐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明朝基本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体制,设立了军民兼治的卫所管理机构。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对包括昌都在内的西藏治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更加制度化、法律化。同样,随着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加强,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更多、更密切、更融合。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13世纪左右西藏社会已经进入封建奴隶制社会。由于这个阶段正处于藏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各封建统治阶级多倾心于扶持各教派。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各教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业已形成,尤其是宗喀巴宗教改革后创立的格鲁派,标志着藏传佛教诸派的全面形成。在这个阶段,有一个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方面寺庙林立,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加之僧人众多,社会的负担加重,影响和阻碍了西藏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西藏社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腐朽的边沿;另一方面由于藏传佛教的形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活力。藏族人民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寄托在佛教来世的极乐世界,人民崇信藏传佛教,尽心的服务于藏传佛教艺术,以得到心灵的安慰。从而把围绕藏传佛教服务的藏族传统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由此,基本形成了两支共同为宗教文化艺术服务的艺人队伍,一支是寺庙内部较为固定的艺人队伍。他们的身份首先是僧侣,包括活佛和高僧。其次才是从事寺庙宗教文化的有关艺人或学者,如绘制唐卡壁画、堆彩沙坛城、跳寺庙羌姆、捏塑酥油花、著书立说等。另一支是在民间自发产生的民间艺人。他们的身份首先是俗人,其次才是从事某个艺术品种的艺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既是寺庙喇嘛,也是平民百姓。如为寺庙修筑经堂佛殿、或为寺庙绘制唐卡壁画、制造面具、雕塑雕刻佛像。又如为农牧民画唐卡、制造家具、或为群众雕塑雕刻民间工艺品等。需要指出的是,长期政教合一的封建奴隶制统治窒息了西藏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昌都在内的西藏社会日益走向没落和衰败。同样,昌都传统文化开始走向了衰退的下坡路。

 

此时,昌都三江峡谷文化正处于发展和成熟期。昌都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大体在此时形成并成熟:一是昌都一大批重要寺庙又在此时建成。其中影响大的寺庙有:强巴林寺、察雅寺、康巴寺、佐字寺、八宿寺、左贡寺、田妥寺、维色寺、乃果寺、孜托寺、边坝寺、金卡寺、宗洛寺、甲桑卡寺、卓珍寺、字嘎寺、青稞寺,以及昌都清真寺、芒康盐井天主教堂等重要寺庙道观。二是具有康区昌都特点的绘画流派——嘎玛嘎志在昌都正式形成。16世纪在朗卡扎西、扎西曲、嘎学·嘎玛扎西即“扎西三氏”的创新与努力,在“勉林”、“勉萨”画派的基础上,吸收了明永乐年间内地风景画法和着色方法,在嘎学创立了独特的“嘎志”画法。成为西藏三大唐卡画派中的重要一派。其中“扎西三氏”中的嘎学·嘎玛扎西就出生在昌都嘎玛瓦寨地方。三是藏族表明一个地方文化成熟标志的藏文《甘珠尔》木刻版,于1683年开始在昌都强巴林寺雕刻。四是在婚姻制度上已形成一夫一妻、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其中一夫一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主要形式。五是昌都一批名乡先后形成:热巴之乡——琼波丁青、木刻之乡——江达波罗古泽、工匠之乡——昌都扎堆、匠才之乡——昌都嘎玛瓦寨、弦子之乡——芒康、石刻之乡——察雅、卓舞之乡——昌都、食盐之乡——芒康盐井等。六是藏文字体中称为“康志初通”,意为康巴式笔画短促的字体,已经形成并流传。

 

就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以下三点对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是西藏文明向东发展即向中华文明发展和靠拢的趋势,使昌都文化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二是藏传佛教的正式形成,对藏族传统文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的内容形式。三是藏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水乳交融般的关系,不仅充实丰富了昌都三江峡谷文化,而且逐步使昌都三江峡谷文化冲破横断山脉的峡谷,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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